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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10]原文:“digodereelbenefiziodeltempo”,是当时意大利和法国流行的谚语。因此,君主如果拥有强固的城市,又没有积怨结恨于人民,他就不会受到攻击。假如任何人进行攻击的话,定将狼狈不堪地被驱逐出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的,要使军队无所事事地围城扎营整整一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人民在城市外边有财产,现在眼看着它被焚烧了,他们将忍耐不住,而且长期的包围和利己心将使他们忘记了君主。对此,我回答说: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这样一来,君主总是能够克服上述一切困难的。更进一步说,当敌人到来的时候,如果士气依然旺盛如故,并且决心进行抵抗,敌人定会立即焚烧破坏城市周围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应该犹豫不决,因为不久之后,当士气已经消沉,损失已经产生,灾害已经临头,就再没有什么挽救之道了。所以现在人民会更加下定决心同君主团结起来,因为在他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房屋被烧掉了,他们的财产被毁灭了,他显然不能不对人民负有责任。原来,施恩正如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认真考虑了全部情况,只要不缺乏粮食和防卫手段,一位英明的君主在敌人包围的时候自始至终使他的公民意志坚定,这是没有困难的。新葡萄京娱乐场[10]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

新葡萄京娱乐场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2]费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但是,关于臣民的问题,当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们秘密地搞阴谋。关于这一点,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坐稳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申述的,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够对抗一切阴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广大人民憎恨,因为搞阴谋的人总是指望把君主置诸死地来取悦于人民;但是,如果阴谋者认为那样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话,他就不会有勇气实现这样一类的意图了。因为,阴谋者将要遭遇到无限的困难。经验证明:自古以来,阴谋为数很多,而曾经成功者甚少,因为搞阴谋的人都不能够单枪匹马地干。而且,除了那些他认为是心怀不满的人们之外,不能够找到别的人合伙同谋。但是,一旦你向一个不满之徒吐露你的意图,你就给他一个使他可以获得满足的方法,因为他显然可以期待从这里取得各种好处[1],当他看到:站在这一方面利益是确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的并且充满着危险,如果他笃守信义,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则就是君主的非常顽固不化的敌人。

[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塞韦罗想要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在这之后,他还有两项困难。其一在亚洲,亚洲军队的统帅尼格罗[18]已在那里自己称帝;其二在西方,有个阿尔皮诺[19]在那里,正在执政,也觊觎帝国。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新葡萄京娱乐场[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3]乔治·斯卡利(GiorgioScali),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一,与汤姆马索·斯托齐(Tommasostorzzi)结党。于1382年1月17日被捕杀害。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在法国国王查理侵入意大利[3]以前,这个地区是在教皇、威尼斯人、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主权者操心不过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人武装侵入意大利;另一件是,在他们当中谁都不得夺取比现有的更多的领土。这些主权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为了保卫费拉拉一样,其他各国必须联合起来[4]。为着遏制教皇,他们就利用罗马的贵族们,使后者分裂成为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两派,使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而且手里拿着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软弱、六神无主。虽然有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象西克斯图斯[5]那样英勇的教皇,可是无论幸运或卓识都不能够使他摆脱这种烦恼。他们的生命短促[6]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教皇在位期间平均十年,在这十年当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够把这些党派当中的一派压下去。比如说,一个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这一派整垮,而另一个教皇继位却与奥尔西尼这一派为敌,他为使科隆尼斯派复兴,而没有时间搞垮奥尔西尼这一派。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意大利不为人所重视。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也较少;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为害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

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办法。“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新葡萄京娱乐场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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